人民网评：莫让“微博”变“危博”

2013-07-24 09:19:31 来源：川汇视窗 浏览：1125次

    微博在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同时，也混杂着各类虚假信息和谣言，让人真假难辨，甚至影响社会安定。

　　人人自“微”，微博成谣言的温床

　　5月3日，安徽女青年袁某在北京京温商城坠楼身亡。此事发生后，马某在微博上发布袁某被强奸而警方拒不立案的不实信息，被大量转发。彭某等13人利用互联网散布袁某死因的谣言，经过微博的发酵，导致5月8日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聚集在京温商城门口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。

　　今年3月开始，我国多地出现H7N9禽流感疫情。该种禽流感病毒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及担忧。然而，各地通过微博散布禽流感疫情虚假信息的情况却此起彼伏。这些谣言触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事件早已屡见不鲜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25日发布的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（2013）》数据显示，在过去一年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，事件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/3。各类热点事件引爆微博，吸引了公众的眼球，不经意间成了谣言的温床。

　　微时代下，人们可以通过微博畅所欲言。然而，这种人人自“微”的行为也给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。尽管一条微博最多只有短短的140字，谣言却有可能让其变成“危博”。对于造谣者来说，谣言也许只是一时逞口舌之快，却可能造成现实影响，甚至引发严重后果。

　　界定模糊，微谣言治理困难重重

　　对于微博上的谣言，人们深恶痛绝。前文提到的案例中，不法分子最终都受到了行政拘留等处罚，有关部门也为治理微博谣言开展了大量工作。然而，微博上的谣言仍时有发生，屡禁不绝。

　　为何微博会成为谣言滋生的新土壤？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，微博上出现谣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：微博平台本身的开放性和虚拟性，使得部分造谣者心存侥幸，传播速度的飞快也会让他们产生“法不责众”的心理；法律对于“谣言”没有清晰的界定，在监管上缺乏标准，公众有可能难以把握规范自身行为的尺度；相关信息的不透明、不公开以及政府权威信息发布的不及时，也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土壤。

　　诚然，微博上出现谣言，与现有舆情复杂多变、信息传播碎片化、把关人责任缺失等原因不无关系。但是，如果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反思，后两个原因更值得关注。“针对微博谣言，虽然刑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、民法通则等都有相关规定，但仍存在很大不足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谈道，“例如，究竟是将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还是故意捏造、传播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信息认定为散布微博谣言，或是在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区别故意和过失等，这些在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。”

　　同时，谣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政府的缺位。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教授表示：“在一些权威信息的发布上，政府效率不高，回应不足，容易引发公众怀疑，也为谣言的生长留下空间。”如果政府能够赶在谣言产生之前及时地发布相关信息，就可以有效地将谣言遏止在“摇篮”内。否则，谣言就可能取代真相，横行于微博上。

　　微博谣言应当怎样治理？表达自由与不当言论的界限何在？如果处理不当，一方面可能纵容谣言传播，另一方面又有可能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。立法缺失和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，再次暴露了这个问题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：“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该条下的第一款便是“散布谣言，谎报险情、疫情、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”。

　　对此，王敬波认为，该法的规定主要限于三个方面：缺乏依据、破坏公共安全、主观故意。但是，这些问题在具体实践中缺乏明确标准，处罚上面临着事实认定和证据收集的难题。

　　多管齐下，让微谣言无处可逃

　　去年12月28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，为治理微博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。“现有法律体系中，尚无直接针对微博的相关规定。”在解志勇看来，治理微博谣言，需要对症下药。“目前涉及微博的法律规定中，大多数是行业规范，是一种软性的约束。而其他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，针对性不强。”可见，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的监管作用，完善立法是关键。

　　法律对于谣言的界定不明确，是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。解志勇认为，真正的谣言是一种对事实的歪曲、一种虚假的表述，使别人相信并做出错误的判断。法律上必须明确这一边界。对于一些信息，仅作出单纯的评论性转载，应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，不能作为谣言进行处罚。刘德良则认为，需要区分事实意义与法律意义上的谣言。事实意义上的谣言通常是没有真实依据的虚假信息，而法律上的谣言还要具有现实的危害后果，例如造成恐慌和社会混乱等。这些后果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、明确的认定，而这也是谣言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　　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，对于不同行为人要进行不同的区分。王敬波认为，在微博谣言的认定上不宜界定过宽，同时造谣者与转发者承担的责任不能完全一样。

　　微博上的谣言需要治理，更需要防范。刘德良指出，当前法律对于网络运营商监管义务的规定中，更多的是删除、禁言等事后行为，而缺乏相应的事前监管和过滤。因此，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微博运营商的事前监管义务，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。

　　另外，微博实名制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。解志勇认为，微博实名制有利于规范用户发言，净化网络环境。然而，并非有了实名制就万事大吉，还需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。例如，实行实名制后，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其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，防止信息泄露或被公权力部门滥用，消除民众的顾虑。只有增强法律制度间的衔接配套，实名制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人民日报》（2013年07月24日18版）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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